2017 年會專題「譯介人文社會科學」側記(二)

「譯介人文社會科學」──好的譯本如何來? 

文字編寫:許惇純/Photos:CHEN Wenyao

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

講者:李令儀女士

政治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講者:黃厚銘先生

台灣法語譯者協會首任理事長

主持:吳錫德先生

年會下半場講座由台灣法語譯者協會首任理事長吳錫德先生主持,請兩位講者由出版產業的現實面切入當前台灣譯介人文社會科學書籍之問題。於中研院社會所進行博士後研究的李令儀女士分享在台灣出版產業進行的訪談結果並加以分析。翻譯涉及不同場域的轉換,出版業理應扮演串連社會思想與學術間的橋樑,台灣出版業卻呈現出學術界與出版界之間的斷裂。此間,必須瞭解出版業本質上係需具有文化事業與商業的雙重邏輯。

以外文譯成中文的書籍佔新書比例而言,概略估計約為四分之一左右,並逐年成長中。台灣直到1997年文建會才首次進行統計,在此之前只能依據出版社各自的統計數據;在國家圖書館進行出版新書之ISBN管理之後,所得數據約略相同,外書中譯佔新書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間,其中人文社科類佔比約為8,65%。1992年著作權法修正後,出版社不能再重製販售未獲授權的翻譯書籍(即1994年的612大限),使台灣的版權交易稍微規範化。在此之前台灣出版業界經常有盜印或是一本多譯的狀況,被稱為「拿來主義」。原來社會預期著作權法修正後從此翻譯書會一蹶不振或是受到嚴重影響,然而事實顯示:對出版業者而言,相較於出版中文創作書籍,出版翻譯書籍的風險相對較低、營收穩定、獲利較可預期,「象徵資本」也較高。因此也促成外書中譯的分工專業化,出版社積極於經營與版權代理公司、作家經紀人或直接與作者的關係,某些國外暢銷書籍或是與即將上映之電影相關的圖書由於獲利可期也出現了競標版權的遊戲。 

 

至於在人文社科類的譯介方面,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尚有出版社推出系列叢書,之後漸少。較大出版社有編審委員會由委員以各自偏好選題譯介國外圖書。選了好書,是否有適合的譯者,又是一個問題。之後譯稿的審訂又是一個問題。李令儀女士引用傅大為先生2001年「泥沼結構」指出一本翻譯書經常是一個生態系統的問題;其中牽涉到出版者、譯者、學者、審訂者、順稿者、編輯等不同角色間的權力問題。

由於人文社科書籍在台灣的讀者市場畢竟是小眾,許多出版社買進使用中國簡體譯本,講者提到不同文化脈絡下不同語境的問題,同時此作法也使得台灣因此喪失詮釋權。在國家與政策方面,李令儀女士指出相關政策混亂且不合理,部會首長更換頻繁、政策飄移,目前外包給出版社的作法,其中的規定使得出版社無利可圖。在學者催生下產生的科技部人文社會經典譯注計畫,如果沒有給予業者誘因,無法鼓勵業者投入參與。


第四位講者政治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黃厚銘先生再次強調,學者作為譯者有其限制,並且呼應無法接受「忠於原著句法」的翻譯。講者以譯者、學者、譯評、出版者四個角色不同角度來切入:提到譯者不但需要外文好、中文好,更需要找專業學者問問題,必要時在譯文中加入譯註;學者在研究與教學工作之外已沒有太多餘暇投入從是翻譯,尤其並不被列入教授升等考核,對於學者本身沒有實質助益;譯評有一定的力量,講者提出所有人都有資格去做譯評,如果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停的跌倒,不必對於自己的理解力太過謙,可懷疑譯文並察看原文是否翻譯出問題;出版者的角色夾在商業與學術文化之間,不該以獲利邏輯來扮演文化人。

編輯的角色很重要,譯文讀懂讀不懂、順暢不順暢,遇到專業詞彙要找人問,工作量很重;審訂譯文的人、寫導讀的人,這些扮演不同角色的人也都很重要。黃厚銘先生以Understanding Media書名中 “media” 一詞中譯為「媒介」或「媒體」為例子,對於原作者McLuhan於書中所傳達的意念、學者與譯者間的討論、譯者與編輯間的交涉、編輯基於一般讀者認知的考量等各個層面的想法加以分析,並且對於最終出版社編輯不採納譯者與學者意見,撤換認真查考資料的譯者,導致該譯本無法面世,表示深切的遺憾。